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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弑母邻居反应为钱跟母吵架

2019-03-21 09:16 未知
少年弑母邻居反应为钱跟母吵架





3月19日中午12时许,盐城市建湖警方发布通报称,2019年3月18日上午8时许,建湖县居民杨某(女,37岁)被发现死于家中。

接警后,公安机关迅速开展侦查工作,并将有重大作案嫌疑的邵某(男,13岁,杨某之子)抓获。经查,3月16日晚,邵某因不服杨某管教,双方发生激烈冲突,致杨某身亡。

随后,有媒体报道了案件的更多细节。附近一位商家称,“那个男孩喜欢宠物,有点贪玩。他母亲觉得他一天到晚都在玩(宠物),就一气之下当他的面把宠物狗摔死了。”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据报道,案发地附近的一位居民称,据他所知,邵某在读初中,成绩一般,“他家经济条件不好,他经常因为钱的事情与母亲吵架。

3月16日,又起了争执,他将母亲杀死。两天后,有人发现家门口有血才报的警。那位母亲很瘦小,只有八九十斤的样子。”

建湖县东方御花园社区卫生服务站一名工作人员称,孩子父亲常年在外打工,较少回家。

附近一位商家称,他母亲的教育方式或许有些强势,所以在管教上有问题,“那个男孩喜欢宠物,有点贪玩。他母亲觉得他一天到晚都在玩(和宠物),就一气之下当他的面把宠物狗摔死了。”

据其称,孩子的母亲在某商城租店铺自己做服装生意。


孩子母亲的朋友圈截图,北京青年报

记者就邵某的动机及作案细节致电当地警方,但对方未回应。

邵某是在案发小区附近一个24小时营业的连锁餐厅内被警方抓获的。该餐厅负责人说,邵某在店内待了一天多,“听店员说,他要了一杯白开水,自己带了饼干。3月18日上午在店里被警察带走了。”

邵某被带走时,餐厅的一名前台目睹了全过程。

据她回忆,当日上午11时许,有警察走进餐厅询问邵某是否来过,她回答,不清楚;但警察认出了邵某,“那孩子没说什么就被带走了。”她说,被带走前,邵某并未刻意坐在角落,桌上是空的,身边放着书包。


专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这已经是近期发生的第三起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弑亲案件。前两起发生于2018年12月,在短短一个月间,接连发生于湖南省。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低龄化发展的趋势,引发了社会的普遍担忧。由于我国刑法规定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为14岁,因此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在网上此起彼伏。

但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举办的一场“从弒母案谈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的法治沙龙上,或许可以探寻到弑亲案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对已经出现危害行为的未成年人不能没有强制方式


李玫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长期从事犯罪心理和青少年心理问题研究

提问:作为研究青少年犯罪心理的学者,请您剖析一下弑母案中12岁男童的心理状态?

李玫瑾:未成年人犯罪涉及刑事责任能力,这与人的生理、心理有关。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做出规定,原因在于考虑人的心理成熟度。

心理成熟度比精神状态更为复杂。如弑母案中孩子说道:“我砍的是我妈。”这个孩子的问题不在于他有没有认识能力,而在于他的认识没有达到成熟程度。

犯罪心理研究发现,最重要的原因是人的早年没养好。人是社会动物,人性起点是抚养过程中形成的情感关系,情感是判断人有没有人性的重要标志。弒母案的孩子其心理问题就在他的依恋情感不连贯,他依恋的是爷爷奶奶,而不是母亲。

从未成年人犯罪可以看出,少年司法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矫治或处罚问题,而应在保护、养育等领域加大立法力度。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之时我曾建议,在“家庭保护”中写上“父母在孩子幼小时没有特殊理由要亲自养育孩子”。国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保障父母亲自养育和家庭的完整。

国外犯罪心理研究提出,当未成年人出现行为问题时,最合理的措施是将孩子放归家庭,对家庭父母进行干预。社会干预不能替代家庭,而是介入家庭,增加一种教育的力量和指导。

目前,对实施了严重危害行为、年龄又在14周岁以下的孩子,我们的刑事政策几乎空缺。有的将他们送入收容教养所。但是,收容教养所和工读学校的区别在于,收容教养的管理者是民警,他们只有管理能力,缺乏教育能力;而工读学校80%的管理者是老师,有条件的工读学校还会让未成年人在周末回家,不割断孩子的亲情关系,这也是少年收容所缺乏的项目。

我不赞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当孩子出现犯罪行为时应该启动的是少年司法,而不是刑事处置。我最想呼吁的是,法学界要关注少年刑事司法的细节,有刑就应该有罚,对少年也要有处罚项目;但这个项目“罚”不是重点,重点是如何强制治疗和强制教育,落在治疗和教育上,前提是“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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