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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信托业与信托法的发展历程

2019-11-28 00:43 网络整理

  伴随1979年我国第一家信托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创办,我国信托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跌宕起伏,走过了近四十年的坎坷历程。

  1979年—2000年

  偏离信托主业时期

  (一)未经营真正的信托业务。因为我国当时没有建立信托制度,信托公司即使想开展业务也无法实现。故这一时期的信托公司什么都做,就不做信托,也有人将其称为金融百货公司。这一时期,信托公司主要定位于银行体系之外融通资金。目的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传统的金融体制之外,引入具有一定市场调节功能的新型因素,推动经济体制、金融体制的改革,主要职责是充当政府对外融资的窗口,为中央和地方筹措银行计划体系之外的建设资金,促进国家经济和部门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面临的风险主要是政策性风险。信托公司的恢复和发展处于我国经济体制剧烈变革和转型时期,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对外窗口和金融创新的试验田,其外部市场环境、法律环境、监管环境均不成熟,信托公司的发展属于“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时期,信托公司主要定位于承受部分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投融资职能,其承担的增量改革、局部试验使命使得其功能定位不断调整,加上局部改革带来的综合配套制度不完善,机构、业务乃至行业发展经常受到政策调整的影响,面临了巨大的政策性风险。

  (三)五次因宏观政策调整而被清理整顿。因为服务国家经济建设,其资金投放难免与宏观政策发生偏移,并由此在宏观调控中受到纠偏和整顿,导致了在1982年至1999年期间,国家先后五次对信托公司开展清理整顿规范工作,其中以从1999年开始的第五次清理整顿工作最为彻底和有效。加之这一时期不少信托公司内部管理混乱,导致不良资产率较高,被人称为“坏孩子”。需要注意的是,其后亦有整顿,但无法与这五次相提并论。

  1994年—2001年

  制定并出台《信托法》

  为了促进我国信托业的规范发展,同时出于以下原因,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信托法列入了五年立法规划:一是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为市场经济提供灵活多样的法律工具。信托制度经过数百年的演进和发展,已证明在财产管理、资金融通、投资理财和社会公益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它对财产的移转及管理的巧妙设计,适用性极强,具有多样化的社会功能,迎合了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二是基于江平、谢怀轼和魏家驹等几位法学界著名教授的提议。针对当时频繁的国有资产海外流失现象,魏家驹教授认为,国有资产在海外投资,多以个人名义注册登记,依该国法律个人即成为该财产的合法所有人,一旦发生该人卷逃国有资产的情况,我国难以追究其法律责任。引入信托制度,国家作为委托人把财产委托给个人管理,个人在国外以受托人的身份从事经营活动,国家享有信托受益权和信托财产的归属权,这样就可以防止发生个人侵吞国有财产的情形。

  根据立法规划的安排,信托法由全国人大财经委组织起草。1993年8月,由全国人大财经委、中国人民银行、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单位人员和专家学者参加,组成了信托法起草组,其中工作小组组长王连洲,成员主要包括何宝玉、曹守晔、牛成立、孙书元、周小明、蔡概还等。经过努力,起草组搜集、翻译和整理了大量有关国家信托制度的资料,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山东、江苏、广西等地召开研讨会和座谈会,赴加拿大、美国、英国、荷兰、日本和我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广泛听取了国务院有关部门、大专院校、银行系统、法院系统、信托公司以及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在此基础上,起草组数易其稿,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草案)》。该草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于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并于同年10月1日正式施行。

  《信托法》的制定,旨在确立一种民事信托关系,填补我国信托立法方面的空白。信托的基本关系得以确立后,根据这种关系进行的各种信托活动才有法可依,继而进一步制定信托业法和有关单行的法律法规。信托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从此确立了信托制度,信托活动的规范发展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同时,它也为我国营业信托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对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01年—2009年

  主要经营固有业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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