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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刑法立法的变迁与完善

2019-10-08 13:03 网络整理

  新中国刑法立法的变迁与完善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新中国刑法立法的变迁与完善

  新中国的刑法是治国理政的重器,是国家惩罚和预防犯罪、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经济社会秩序和保护公民权利利益的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强大的法律武器。 

  1979年刑法典的颁布,使新中国刑法规范第一次得以体系化,奠定了我国刑法体系的基础。 

  1997年刑法典科学地概括了刑法的基本精神,明文规定了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具有承前启后、与时俱进的显著特色,同时开启了刑法理论研究的新局面,奠定了中国刑法学走向世界的基础。 

  未来新中国刑法立法需要坚持以“刑法修正案”修正刑法典的修法模式,坚持罚金刑要有数额规定,坚持刑法体系和立法技术的进一步科学化。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国家以宪法为根本的整个法律体系的极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的刑法是治国理政的重器,是国家惩罚和预防犯罪、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经济社会秩序和保护公民权利利益的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强大的法律武器。 

  新中国刑法立法的变迁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根据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就制定了一系列单行刑法,如1950年的《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1951年的《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惩治反革命条例》《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1952年的《惩治贪污条例》等等。这些单行刑法在同反革命和贪污、贩运毒品、伪造国家货币、泄露国家机密等犯罪作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颁布实施单行刑法的同时,我国也开始了刑法典的起草工作。 

  刑法典最初的起草准备工作,是由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来进行的。自1950年至1954年9月,法制委员会写出两个稿本:一是1950年7月25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共12章157条,其中总则33条,分则124条);二是1954年9月30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初稿)》(除序言外,共3章76条,其中第一章犯罪7条,第二章刑罚19条,第三章几类犯罪量刑的规定50条)。这两个稿本没有拿出来征求意见,也未进入立法程序。实际上,刑法典的正式起草工作,应是1954年宪法颁行之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于1954年10月组织起草班子开始的。这个班子于1957年6月28日写出第22稿,于1963年10月9日写出第33稿,随后因政治运动的冲击而未能公布。 

  1978年10月,国家组成刑法草案修订班子,对第33稿进行修订,先后写出两个稿本。其间,中共中央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发扬人民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有力地推动了刑法典的起草工作。197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法制委员会,接手主持刑法典的起草工作,继续搞了三个稿本,其中第三个稿本即第38稿,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提交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进行审议,最后于1979年7月1日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同年7月6日正式公布,1980年1月1日起施行。至此,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刑法典正式诞生。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典也于同日诞生。这标志着我国刑事法制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1979年刑法典的颁布实施有着重大的意义: 

  其一,它使新中国刑法规范第一次得以体系化,换句话说,它奠定了我国刑法体系的基础。 

  其二,它使我国刑事司法办案工作做到有法可依。过去的办案主要依靠政策,只有少量犯罪可以找到法律依据,此后就不同了,基本上能做到罪刑法定。办理每个刑事案件都有罪刑规范可依。 

  其三,它颁行之后的刑事司法文书(包括起诉意见书、起诉书、判决书、裁定书等)都要引用法律条文,不引用法律条文的刑事司法文书一去不复返了。 

  其四,它带动了我国刑法学教学研究从停滞状态走向复苏乃至逐步繁荣。刑法典的颁布实施,无论对注释刑法学、比较刑法学还是沿革刑法学等,都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和现实的规范依据。 

  1979年刑法典从整体上说是一部保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好法,但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和立法经验的限制,难免在体系结构、规范内容和立法技术上都还存在一些缺陷。1981年至1996年期间,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先后通过了25个单行刑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等等),并在107个非刑事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等等)中设置了附属刑法规范,对1979年刑法典实质上作出了一系列的补充和修改,丰富和发展了刑法立法,对刑事司法实践起了一定的指导和规范作用。但是,由于在刑法典之外,存在如此众多的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罪名已由1979年刑法典的130个增加到263个,缺乏一个体系上的归纳,显得有些凌乱,而且有的单行刑法出台以后,刑法典原有条文规定是否废除也不甚明确:比如,1979年刑法典第155条贪污罪条文,在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颁行后实际上被废除了;1979年刑法典第141条拐卖人口罪条文,在1991年《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颁行时是否还存在?就值得质疑。如此等等。加之考虑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犯罪现象上出现了新情况、新特点和新问题,所以确有必要对1979年刑法典做一次全面系统的修订。于是从1988年7月开始,就将刑法典的修订工作正式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于1988年9月至12月间草拟出3个稿本;后来从1996年4月下旬起多次召开规模不同的刑法修改研讨会,并集中时间邀请一些专家学者与立法机关同志一起认真推敲具体的修改问题。在此基础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于1996年8月31日推出《刑法总则修改稿》和《刑法分则修改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又于1996年10月10日编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发往各地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法律院校、科研机构等征询意见,后在北京召开大型的刑法修改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根据这些意见,形成了1996年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提交给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刑法典全面修订工作,从此进入立法审议阶段。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两次:一次是1996年12月24日至30日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一次是1997年2月19日至23日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每次审议后都对修订草案做了一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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